你眼中的问题，往往是别人手中的解决方案。进化给你带来的解决方案，往往超乎你的想象。人是理性的吗？或者说人是非理性的吗？从经济学角度而言，理性人的概念相当重要，自从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做出相关描述之后，它便成了构成经济学的重要基石。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和普遍化，经济学家们发现人的很多事情往往是非理性的，用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理论无法做出解释。于是丹尼尔・卡尼曼、理查德・塞勒等人便横空出世，创立了行为经济学这一全新学科，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去研究和解释人的行为，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对理性与非理性的认知。本书作者道格拉斯・肯里克和弗拉达斯・格力斯科维西斯则另辟蹊径，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重新理解人的行为，研究人的理性与非理性背后的动机与内涵，研究生存环境、进化保留对生存策略的影响，并提出一些应对措施。他们还将人类重新定义为 “理性动物”，非常具有启发性。以我们最熟悉的 “棉花糖实验” 为例，来分析生存环境对人类行为和策略产生的影响。棉花糖实验说的是研究者通过研究学龄前儿童能否进行延迟满足来观察孩子的自控力，以及对未来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当初那些忍住没吃棉花糖的孩子，不论是学习成绩还是生活质量都比那些忍不住的小孩要好很多。似乎忍不住诱惑的人就是愚蠢的、不理性的，也是失败的。（许多人误解了该实验真正的目的和意义，简单地将现在的等待与未来的成就划等号，详情可以阅读本书以及《棉花糖实验》一书）很多心理学家只告诉我们 do not eat the marshmallow，但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人吃它？本书作者就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展开了研究。进化心理学有个 “生命史理论”（Life History Theory，也称为生活史理论）该理论认为生物的生存条件和资源环境将决定生物的生存策略，包括即生存环境决定生存策略。这套理论非常强大。生命史理论认为，所有生物的根本任务就是两类：生存和繁衍。简单说生存就像投资、存钱，主要是为了自己，繁衍就像消费、取钱，主要是为了后代。所有动物本质上都在做同样的权衡，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人、猪、猫、狗都是在选择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存储还是用于消费。不同的动物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权衡，这就形成了不同的生命史对策，有些动物没有天敌，食物充足，寿命悠长，就选择了 “慢生命策略”，比如大象，它们的性成熟很晚，并且一次只能生育一个后代。而另一些动物因为天敌多，生存环境恶劣，就选择了 “快生命策略”，比如马岛刺猬，它们出生后 40 天就性成熟，生育力极强，一次最多可生 32 胎。两种策略都是对的，不同的生存环境就要选择不同的生存策略，这也是进化论思想的关键点，适者生存。更关键的是，同一物种之间也有快慢生命策略之分，比如人类。在稳定家庭环境里长大的孩子，因为不缺吃穿，未来可期，所以按部就班，更能选择延迟满足，更放眼未来。而在动荡环境中长大的孩子，缺吃少穿，未来不确定性极强，吃了上顿没下顿，没有安全感，自然要选择及时享乐。对他们而言，没有的东西就不会来，不存在等待这种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研究棉花糖实验，我们会清醒地发现，孩子能不能等待、推迟享乐，不仅仅和孩子有关，更和整个环境有关，环境变了，他就会改变策略，具有强大的适应力。这就给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启发，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主体和客体的对立统一，有些人能够细水长流安居乐业，而有些人看似烟花一现，追求享乐，背后都是有深远意义的。人的行为和决策是为了进化、繁衍服务的，因此现在我们的很多决策是进化保留的基因与环境共同做出的。人类的行为是为了适应多种不同的环境、适应不同的目标，一种情况下的非理性行为反而是另一种情境下的最优决策。人类首先是动物，我们有动物的身体和动物的根源，当我们强调理性、歌颂智慧时，千万不要忘了那些我们刻在基因里的 “动物精神”。换一种进化的眼光，增加我们对自己、对世界的认知视角，才是最重要的。很多看似荒唐的、非理性的行为、决策背后，很可能有无法言说的、自己也不知道的苦衷。我们看似有选择权，看似有能动性，但是却无时无刻不在背负着基因和环境的枷锁。有的人能战胜这些枷锁，我们称之为英雄，有的人无法摆脱，也不代表他是蠢货。

这本书用几个耳熟能详的著名的大概率思维的例子开篇，告诉我们人很多时候并非理性动物，甚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不可思议。就比如假设你是一位印度富翁，法律赋予你妻妾成群的权利，你已经拥有了 90 位妻子，那么你会开始寻找第 91 位新娘吗？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去回答会或者是不会。但真实世界还真有这么一位富翁，他一共娶了 365 位新娘。所以那些成功人士总有异于常人的思维方式，而这些往往与理性无关。

我们每个人脑中都有很多地图，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依据世界本来面目绘制的地图，反映现实情况；另一类是依据思维定式绘制的地图，反映个人价值观。我们用这些地图诠释所有的经验，从来都不怀疑地图的正确性，甚至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我们理所当然地假定自己的所见所闻就是真实的世界。我们的态度与行为皆源自这种假定，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决定着我们的思想与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