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然有李老师的书！这本书豆瓣评分 9.5，出版不到一年就🈲干净了......

每日一书：《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国家权力不断向乡村社会延伸、将其纳入现代国家建设的轨道，是 20 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一条主线。这一过程发轫于晚清政府的经济和政治变革，经过民国历届政权的种种努力，最终在共产党主导的乡村变革中变成现实。黄宗智曾经正确地指出，最终把革命与造反、王朝更迭区分开来的，并不是从一个国家机器向另一个国家机器的过渡，而是大范围内的社会结构变迁。土地改革运动正是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一环，它帮助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国家权力的实质性扩张，重塑了乡村社会的经济和权力结构，发明了种种行之有效的动员技术和治理手段，进而为 20 世纪后半期中国乡村 “有计划的社会变迁” 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树立了典范。指出群众运动可以帮助党和国家在短时间内有效地动员乡村民众、贯彻国家意志、实现乡村治理，但与此同时，这种动员和治理又很难纳入常规化、制度化的轨道，而只能以接连不断的新运动来维系。1947 年底，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肯定了这一比例（但强调是以户为单位），进而对土地占有状况作了如下估计：8% 的地主富农占有全部土地的 70% 至 80%，占据乡村人口绝大多数的其他阶层总共只拥有 20% 至 30% 的土地。如果仅仅从土地所有权转移的角度出发，完全可能通过和平或至少是温和的方式进行，1949 年后的中国台湾的土地改革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土地改革之所以普遍而持续地进行，固然是要使土地和财富分配进一步平均，更是为了发动农民的政治热情，激发他们对地主富农进而对国民党的仇恨，以及对共产党的感激和支持。中共中央一再提出，应该利用对租息、额外剥削、无偿劳役、转嫁负担、霸占吞蚀、人权侮辱等问题的清算，使地主土地在偿还积债、交纳罚款、退还霸占、赔偿损失等合法的名义下向农民手中转移。学者们已经意识到，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对广大乡村社会实施有效控制，并在此基础上赢得内战胜利、建设现代国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具有强大的民众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而中共组织和动员能力的获得，又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政治运作中的种种 “权力技术”。诉苦和划阶级，便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两种。部队诉苦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官兵支持自己的家属在村中谋求私利，妨碍土改进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增强部队的战斗力，“那（哪）个部队诉得好，那（哪）个部队就勇猛顽强”。诉苦一般以连为单位进行，和村庄诉苦一样要经过 “酝酿”“倒苦水”“挖苦根” 等基本步骤，但增加了 “复仇立功宣誓” 这一环节，以将诉苦中激发起来的阶级仇恨直接转化为战场上英勇杀敌的斗志。在此情形下，地主与农民从自身安全出发，极可能抛开相互间的利益冲突，合作应付外力对村庄秩序的干涉，有时甚至形成地主与农民结成同盟的格局：“八路来了你就说改革了，敌人来了我就说你已退了。” 徐水县林水村曾提出 “没参加农会的都得斗争”，即把是否加入农会作为区分敌我的标准。据张北县报告，黄家窑子村在吸收农会会员时，把全村人口召集在一起，当众扣押 10 多名地富，中间放一块木头，“入农会的这边来，不入农会的那边去”。在这种仪式化的威力之下，一名被拒绝入会的中农 “即觉得不入农会无法活了” 而上吊自杀。无论出于何种考虑，党的高层领导机构的确对其基层组织和政治精英存在一种制度化的不信任（主要针对其阶级成分、忠实程度、政治表现等），这正是整党在土改期间形成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基本原因。土改期间让群众参与整党，也遵循着同样的逻辑，所不同的是村民自治有其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具有常规性、制度化的特征；土改整党则主要依靠共产党主导下的群众运动，具有非常规性、非制度化的特征。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和乡村治理都始于晚清、民国时期，但是如前文所说，这一时期国家权力向下延伸的努力并不成功。在行政方面，国家组织边界的不断扩张伴随着基层精英的流失和基层政权的劣化（土豪劣绅的泛滥）；在财政方面，资源汲取程度的不断加深（主要体现为赋税和摊款）带来了汲取成本的提升和农民负担的剧增。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社会变革，才真正在社会控制和资源动员两个方面有效实现了乡村治理的目标。华北土改运动与国共内战大致同步进行，这一时期的乡村治理，既是一种分配式治理（以资源再分配作为乡村治理的基本手段），又是一种动员式治理（资源汲取与乡村治理同步进行）。战争动员成了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汲取战争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同时，将乡村社会成员进一步整合进国家权力体系，在组织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基础上重塑乡村社会的秩序和团结。土地改革和集体化是共产党乡村社会变革中前后相继的两个关键性环节，但是二者的基本内容和目标完全不同：前者是要确立平等基础上的农民土地私有制，后者则是要将土地所有权收归国家和集体。亨廷顿曾经根据埃及土地改革的经验指出，土地改革的各种目标之间会发生冲突，“只要把土地改革交给官僚机器去办理，那么经济和技术性的目标一般总是压倒政治和社会目标。为了使后者始终保持势头，政治领袖就必须一再地通过政治运动给改革重新注入活力。” 中共领导下的乡村社会变革，也因各种政治和社会目标的重要性压倒了经济目标，而需要不断的群众运动来 “重新注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