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版序言中，罗尔斯指出，他的计划是 “要进一步概括洛克、卢梭和康德所代表的传统的社会契约理论，使之上升到一种更抽象的水平”，并借此提出一种正义原则，以取代长期占支配地位的传统的功利主义的解释。罗尔斯相信，“这种契约论的观点最接近于我们深思熟虑的正义判断，并构成一个民主社会最恰当的道德基础。” 在这本书里，出于对政治上更为关注的可能性的考虑，罗尔斯进一步缩小了公共证明的应用范围，他指出我们不能够指望在所有政治问题上都能达成完全一致，但至少要在宪法根本问题上（包括政府的权力结构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达成一致。如此一来，合理地解决其他的问题就有了希望和保障。罗尔斯希望，他的社会正义论能一样适用于公有制和私有制经济。多开个脑洞，儒家的社会正义观能容忍罗尔斯的立场吗？于儒家来说，只有家庭私有制经济才能践行 “仁”。引述两段《孟子》：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认识到，除非拥有稳定的足以供其自身生存及维持家庭的财产，否则人心就不会安定，这是普通人的本性。在极左时期，人民被禁止拥有土地或生产工具，低效、懒惰、怠工以及浪费成了中国工业建设中的日常问题，欺骗、偷盗与腐败之风蔓延到整个社会。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 “大跃进” 运动中，政府强制对所有资产实行绝对的集体制或公有化，试图通过在人民公社中实行 “大锅饭” 而使人民生活水平趋于一致。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