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现代中国的历程》。中国可能遇到的最大危险，也即中国领导人决心要避免的，就是新一代技术官僚的出现。本书开篇惊艳，凸显作者的 “大历史观”，在接下来的几篇论著中，充分展示了 “数目字管理” 对明朝的衰败及资本主义成功的决定性作用，作者进而用 “大历史观” 评价蒋介石的历史地位，不愧为一位优秀的而专业历史学家！传统中国社会中有许多不利于资本主义的生长但却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因素。单纯而一致的民族文化概念、表意及单音节的语言（外国人很难学会）而形成的统一性、德治而非法治、中产阶级发展的缺失（这一点下面会提到），以及一直以来对商业利益和商业动机的抑制 —— 一旦时机来临，所有这些都成了更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特征。领取全额薪水的专业管理群体，把行政官职视为等级秩序内完全可以互换之物。这就极大地要求标准化和精确度，从而也产生了两个后果：首先，赋税所征物品的大规模运输意味着薪水和地方开支通常都是在源头处扣除，而不是在京城支取，从而导致各层面无休止的侵吞贪污倾向；其次，通用型地方官员的可以互换之原则，意味着专业人才（水利工程师、数学家、天文学家、医学家）总是被搁置一边而很少能身居高职。行政服务中的大部分职位都变得几近相同了。整体设计避免承诺使用复杂的技术。事先，源于地区特殊性的经济问题不是被轻视，就是被置之不理。在标准化的经典教育下，官员们在心理上是同质的、统一的，他们为更多的文化一致性而努力工作。因为选择了相对低端而不是最发达的部门作为国家的标准，行政管理得以简化，高度的政治集权主义因此才变得可行。中国的唐宋帝国，是外向的，而且是带有竞争性的。与之相较，明清帝国的大势（当然内中也有例外）则符合内向及非竞争性（introvertive and non-competitive）的概称。北宋与南宋，都已经进入一个 “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 的局面。在什么情形之下一个国家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我这讲稿一开始就说及低层机构中，各因素要能互相交换（interchangeable）。其所以能互相交换，是权利与义务相等，公平合法，不是由上级一纸指令行之。在农业社会里官僚主义之下，私人财产权没有保障，所有的数字加不起来，征兵抽税都全靠由上向下加压力，被征与被抽的，不是公平而应当担负的，而是最没有力量抵抗的。所以统计无法着实，只有数字的膨胀。一是中国财政无法商业化，因之传统社会，不能进入以商业法制管理的阶段。另一则是思想上的内向，以理学或称道学为南针，先造成一种收敛性的社会风气。这两种互为因果，也都在北宋末年开始显著登场。关于财政不容商业化，其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官僚政治，无从个别的而且确切的保障私人财产权益。其背景则是以大量小自耕农作当兵纳税的体制不能废除，中层缺乏有效的连系。既无财力遍设法庭，也不容各地地方习惯自创系统，同时小民也不能聘用律师。如是司法与行政不分，县级官僚万能，他们所能掌握的也是简陋的刑法。政府管制之所不及，则靠宗法社会的家族首长支撑。大凡管理人类的方法，基本上只有三个：一是精神上的激动，以神父牧师和政治指导员为主。二是以武力和警察权强之就范，以军队、法庭为执行的工具。三是策动个人的私利观。当个人都趋利务实时，就不期而然的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虽说没有一个国家只执着以上的一种方案而置其他两种不顾，但是很显然的，以第三种方案为主，即促进各种经济因素公平而自由的交换，最有实效。这种体制既能越做越大，而且经济效率提高之后，生产与分配愈合理化，人民的生活程度也随着增高。我们提到军阀混战，蒋介石北伐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不能凭己意以为此人无识见，那人道德亏损作为一切问题的解释。自一九一一年至今，不仅是换朝代，而且包涵着再造帝国式的险阻艰辛。其内外煎逼工程浩大的情形，至少也要和 “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的过程中相比，也要和忽必烈以元朝入主，左右都找不到出路，迄至朱元璋削平群雄颁布《大诰》的阶段相比。而且尚不止如此，今日世界上落后的国家，无不企图 “现代化”，当中途说纷纭，既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轩轾，也有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我也花了上十年的时间，不顾意识形态，单从技术角度钻研先进国家完成现代化的程序，则发现其重点无非从以农业作基础的管制方式进而采取以商业为主体的管制方式。其先决条件在对外能自主，对内铲除社会上各种障碍，使全部经济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然后这样一个国家才能 “在数目字上管理”。在数目字上管理即全民概归金融及财政操纵。政府在编制预算，管理货币，厘定税则，领发津贴，保障私人财产权利时即已普遍的执行其任务，而用不着张三挨打，李四坐牢，用 “清官万能” 为宗旨，去零星杂碎的权衡各人的道德，再厘定其与社会 “风化” 的影响。只是农业社会里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商业社会里凡事都属多元。去旧迎新，有等于脱胎换骨，改变体制时通常发生流血惨剧。大凡近世纪的革命运动与独立运动都和这体制上的改变有关，其详情已列入我所作《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大概最近即可出版。这样一来有似于更换朝代改造帝国的艰难不计，中国近世纪的奋斗，更添上了一段维新与现代化的要求，于是万绪千头，问题更复杂了。现在看来，蒋介石的一生事业乃是在此多种需要之下替中国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只是在台湾则因一九五三年耕者有其田法案及其他措施，已能使农业上的财富与商业上的财富交流，较大陆上进入数目字管理的境界已先进一步）。他虽非完全赤手空拳，但是当初以私人身分借债支持黄埔军校，渐次打败军阀再邀请他们合作，终以零拼杂配的门面完成抗战，如此固定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至少也是无中生有，总之则在千方百计的觅法创造；怪不得过分批评他的人说来好像他蒋介石继承了一笔大家私，只因他挥霍而荡然无存时，跟随他到底的人也索性不服输，偏不承认他有任何差迟与过失，硬要把他说成一个天人神人。陈志让的英文《毛泽东传》里提及蒋待人经常有三个方法：一是感情上的激劝，一是以金钱策动，还有一个则是用武力制压。其实说来说去，所谓三个方法仍为一个，此即不循组织条例，注重人事关系。再考究之则仍为农业社会里的习惯，因为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蒋介石召见团长县长级人员，亲自派遣出国人选，侍从室里保存着各人的自传，他也自己道出：“…… 即如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觉得我并没有旁的什么多大本事，不过我每到一个机关或部队，就是注重考察那个机关或部队里面的人，并从人事的改进以求那个机关组织的健全。” 说来也难能相信，抗战胜利也靠他这样领导的力量支撑了八年，才赢得最后胜利。蒋虽企图改造中国，他所创造的高层机构下面却仍是成千上万的农村，要不是他的激劝、策动和制压，抗战的力量即团结不起来。即时至今日，中国尚未完全转变为一个多元的商业社会，做到凡事都可以由数目字管理的程度。我们再看抗战期间死难的高级将领如佟麟阁、赵登禹、王铭章、张自忠最初都出于杂牌部队，亦即是军阀部队收编过来之后身。第三，撰修历史却与写作传记不同。我们处在一个大时代里，群众运动的进出经常超过人身经验。因之历史与传记，并不是始终天衣无缝的密节，写历史的务必注重每一事物的长期之合理性，写传记的则不能在这种大前提之下一味隐恶扬善，或隐善扬恶。蒋介石一怒之下将胡汉民拘禁于汤山。他看到抽调的壮丁用绳索牵引而来，即枪毙兵役署长程泽润。尤特里女士（Freda Utley）可算对蒋最为友善的外国作家之一，在她著的《中国最后的机会》（Last Chance in China）对于蒋在清党期间残杀共产党员一节则毫不假借。她写出：“在那暴怒、复仇、虐刑与死亡的日子，因之丧失生命，成为囚徒，变为玩世不恭，或从兹不与闻政治的青年，都是全国的精英。” 我们知道蒋介石对亲属半公半私的经商曾极度震怒，可是他却始终无法洗刷这贪污的恶名。我们写历史的人，不能在这些题目上过量的做文章，因为最基本的历史轮廓还没有划画得清楚，将 “负” 因素高度渲染，即妨碍 “正” 因素之展开。在这情形之下，我只好引用孔子（好在他也是历史家）评管仲的一段作结论。孔子曾斥管仲不俭而不知礼，可是子路和子贡都抨击管仲时，他却出面支持他。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原载《中国时报》1991.3.6

只可惜大师已不在，不能拜读大师对当今国家之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