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伦敦蒙难记》。1896 年秋，孙中山流亡英国，被清政府驻英公使馆绑架，险遭杀害。后被香港医学院的英国老师唐德黎营救脱险。本书是孙中山最早的英文著作，也是其唯一的一本纪实散文。此事有大可注意者一端，则自中国有医局以来，其主事之官绅对于西医从未尝为正式之提倡，有之，自澳门始。予既任事于医局，求治者颇众，而尤以外科为繁。至中国现行之政治，可以数语赅括之曰：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其身为民牧者，操有审判之全权，人民身受冤抑，无所吁诉。且官场一语等于法律，上下相蒙相结，有利则各饱其私囊，有害则各委其责任。中国睡梦之深，至于此极，以维新之机苟非发之自上，殆无可望。此兴中会之所由设也。此兴中会之所以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也。予所就教者为达尼思律师。达尼思询悉颠末，即令予走避他方，毋以逗遛致祸。时予至香港已二日矣，闻律师言，不及与康德黎君握别，即匆匆乘日本汽船赴神户。居神户数日，又至横滨。在横滨购日本人所制之欧服，尽易旧装，留须割辫。一二日后，由横滨乘轮赴哈威夷群岛，就寓于火纳鲁鲁。火纳鲁鲁为予亲故及同志所在，相处甚欢。予生平每经一地，如日本，如火纳鲁鲁，如美利坚，与华侨相晋接，觉其中之聪明而有识者，殆无一不抱有维新之志愿，深望母国能革除专制，而创行代议政体也。予被禁之第四日，有所谓唐先生者来视予，是即诱予入使馆之人也。唐先生就坐，与予纵谈曰：“尔日与君相见，即挈君至此，乃公事公办，义不容辞。今日之来，则所以尽一己之私情。君不如直认为孙文，讳亦无益，盖所事均已定夺也。君在中国卓有声望，皇上及总理衙门均稔知汝为人，君姓名已震铄寰球，即死亦可以无憾。君在此间，实生死所关，君知之乎？” 予之所惴惴致惧者，生命事小，政见事大。万一果被递解至中国，彼政府必宣示通国，谓予之被逮回华，实由英政府正式移交，自后中国之国事犯决无在英国存身之地。吾党一闻此言，必且回忆金田军起义之后，政府实赖英人扶助之力，始得奏凯。吾国人又见予之被逮于英而被斩于华，必且以为迩来革命事业之失败，仍出英国相助之功。自是而吾华革命主义，永无告成之望矣！彼以孙逸仙为叛逆者，仅出于伦敦中国使馆与夫广东官场之拟议耳。然孙君固非寻常人物，以开通之知识而目击中国数百兆人之流离困苦，彼一般华人之中，且有慨然动念、奋然思起者矣。据中国官场之宣告，谓此等华人曾于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十月间起而图乱，其为之领袖者，则孙逸仙也。中国之不免于变乱，夫人而能言之；而其变乱之期之迫于眉睫，则无论居于外国之外人不能知，即寓于远东之外人亦罕有能知之者也。迨广州之变既作，以事机不密，倏就倾覆，而当事者仍漠然不动于心，至堪齿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