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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推荐语

以隶书笔法入篆,多以方笔起笔,大量使用中锋,沉稳浑厚,精气神兼备,是赵之谦篆书代表作之一。

内容简介

赵之谦(一八九二—一八八四),初字益甫,后改字撝叔,号悲庵、无闷等,浙江绍兴人。赵之谦工诗文,善书画,擅篆刻,是晚清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书法上,他在正、行、篆、隶诸体上全面学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篆书铙歌册》书于同治三年(一八六四),是赵之谦早年书风初成时期的作品。从结尾题款来看此册应是赵之谦为他人学习篆书所书范本。

目录

  • 版权信息
  • 出版说明
  • 赵之谦篆书铙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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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习写篆体字的,早就没有了古朴之风,诞生一种字体,自有其技术运用、文化氛围、和人文精神的背景条件

    五岁时,头一次见识了篆体字,就在外公家的中堂,两幅对联,在两边,中间是福禄寿三星贺春图,顶上一横批,四个同样的篆字。


    以后年年去,年年都看,完全不认得,写了什么字,只是觉得既奇怪又好看,像筷子,也像铁线。
    而这本字帖的篆字,就跟在各种短视频平台上,见到的一样,圆润得过分,是经过后代书家反复斟酌,加工出来的字体,现代篆字,与篆字诞生时的样子,有关键的细微差别。
    这种变化,在宋元之后,已经成型,因为已经有了更便捷的书写字体,楷书,行书,用流行书体的意思,再去重写篆字,古朴之风,自然无存。
    比如,吴昌硕的篆书《五言联》。
    清代黄易临写的《石鼓文》。
    清代邓石如的篆书作品《唐诗集句》。
    清代徐三庚的篆书《张汤传》。还有,
    同样是清代的钱坫的《语摘》,这些清代篆书复兴时节的作品,无不带有差异明显的个人特色,书写者自己的特色。
    而篆书之所以在清代复兴,跟乾嘉道咸年间考据学的兴趣有很大的关系。
    乾隆末年开始,商周铜器,秦砖汉瓦,汉唐的摩崖碑刻发现得越来越多,古代的篆书得以重现,让当时的文化人、知识阶层,大开眼界。
    学者文人,尤其经师们如获至宝,经年累月,陶染其间,书风随之有新气象。除了上面几位,大学者也是经学家洪亮吉、孙星衍,嘉定钱家以钱坫为代表,都是书写古篆的高手。
    本书的作者赵之谦,是清后期篆书代表,同期的吴让之,杨沂孙,也都能各开生面。可以说,清人发现同时也重新发明了篆书。
    就算如八大山人《石鼓文》,缺少雄浑沉厚,却另展示出秀丽平稳的新篆之美。
    吴昌硕呢,虽然取法古篆,写出的,确是平整也错落,不是完全讲究秀丽的刻意对称,雄浑之气有,全靠笔力。
    徐三庚的篆书,独特性最明显,圆润秀丽的笔画,通通没有,只重笔意的篆。
    再往前说,金石最盛,就是宋了。
    假如说清代还能偶尔写出篆书的古朴之风,宋代士人则根本没有要写出篆书古朴之风的意识,这可能也跟他们更擅长楷书行书草书有关。
    对于篆书宋人留意的比较少,即使偶尔有一些书法家留意到了,写出来也多半失真走样。从流传至今的宋代人写的篆书来看,刻意不写篆书的古法,用笔呢,往往挑提顿挫,笔画不沉实,飘,结构也不弥满,只是徒有篆的形体而已。徐兢这样从小培养写篆书的书法家属于少数。
    赵孟頫的楷,蔡襄的行,还有徽宗皇帝的瘦金,才是当时更流行的书体。入元之后,赵孟頫所写的《三门记》《仇锷碑上》的碑额篆书,笔画十分匀称干净,结字呢,稳重雅致。跟宋词一样,婉约,另有清通之风,结构疏落,没有刻意取纵向或横向,每一个字的笔画内外留白的空间比较大。这也是为什么赵孟頫的篆书书法看上去婉约清通的原因。
    结合当时的时代精神,或者叫时代特色的书风,唐代就有了,从唐代开始,篆书书写的个人印迹,开始有意参与进来。
    唐朝书风极盛,比如善于书写楷书的大书法家欧阳询,颜真卿,徐浩,柳公权也都能够写一笔中规中矩的篆书。而擅长书写隶书的书法家,比如尹仲容,史惟则,梁升卿,也能写一笔不错的篆书。
    有意思的是,他们写的篆书,都明显带着自己最擅长的书体的特点,欧阳询《九重宫醴泉铭》,碑额的篆书,笔画粗细一样,省略了古篆的细微差别,而且,下笔重,笔画饱满,明显是唐大楷的特点。
    而湖南祁阳浯溪摩崖石刻《峿书铭》,以 “悬针篆” 而出名,明显吸收了柳公权的悬针竖的特点。
    唐代篆书大家李阳冰,除了有楷书特点外,笔画有圆有方,并不在意古篆的圆润起笔和收笔。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古篆,因为离古篆的诞生时代比较近,技术的或者是人文精神上的也比较接近先秦两汉,因此那个时代的碑刻,小篆特别引人注目,笔画虽然纤细,但是遒劲有力,与秦篆不同,偏修长。
    吴国的《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就是这样的代表。书写特征是笔画比较圆厚,曲笔比较多,弯曲的地方,不圆滑,有棱角。所以是曲笔,不叫圆笔。尤其是《天发神谶碑》,结合小篆的意和魏碑的形:方厚,尖锐,劲折。
    你几乎可以想象出,手法粗朴老道的石工,每一笔,一刀到位。
    汉篆的《群臣上寿刻石》《东安汉里刻石》《南越文帝九年句鑃》铭文,《张掖都尉棨信》《武威张伯升柩铭》《少室神道阙铭》《开母庙石阙铭》《袁安碑》《袁敞碑》《祀三公山碑》《张迁碑》碑额,都属于汉篆的典型作品。
    汉篆,多用于刻石铭金,有的篆书字形字体比较大,笔画如线,刻纤细圆曲,横向笔画都做两端低中间高的俯视状。铜器铭文,则遵循器物形状做灵活变换,笔画多挺劲方折,纵向笔画垂长,结构上密下疏。
    比如,铜钟,铜罄,编钟乐器,之上的铭文,就随着器物表面的弯曲平直,而变化或密或疏。
    再如,印信、木制或其他材料的印符,也都因为篆书随形而变,发展出很多新的书写样态。
    最有趣的是写在瓦当上的篆书,圆形的瓦当被处理成 4 等分、5 等分、或者 6 等分,的扇形字格,发挥小篆『随体诘屈』的优势来书写,字形不再是长方形,线条盘曲如图案,与其说是文字,倒不如说是一种装饰性的美术字样。
    也因为汉隶盛行,篆书和隶书,呈现合流的趋势,《张迁碑》的碑额,《祀三公山碑》,就是这样的。
    说回篆书的源头,秦,以及先秦的两周。
    那个时节的文字,种类太多。就算是统一之后的秦,也有八种,就是许慎说的『秦书八体』: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
    笼统地讲,刻石用大篆,诏书诏版用小篆,而秦简又多用古隶。
    《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琅琊刻石》《芝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都是大篆刻石作品,多出于始皇帝勒石记功,传扬天下的政治用意。
    字体继承西周古篆的 “肥笔” 特征,圆浑饱满,立体感极强,也的确与政治宣化的目的匹配。
    而秦诏书上的篆书,跟大篆就有很大的不同,采用的小篆的笔画,方折比较多,而且字形大小不一,也不讲究匀称平整,也没有对称意识,可能跟纯为实用所写有关。
    书写者不是代表权威的始皇帝,而是众多为秦朝服务的基层官吏,因此小篆的书写,其中变化的随意性多出于偶然,前一个字写的太大,下面一个字位置不够就会写小一点,前面几行字写的比较工整,到后面几行手刻写累了,可能稍微抖一下,就会出现一些意外的变化。
    两周至于秦,篆书逐渐流行,由沟通天人,到逐步地变成为了方便使用而书写的字体。篆书,作为比较晚出现的古文字,秦小篆,作为古文字的最后一种形态,不单是因为秦的统一,还因为,六国文字,多执着于象形,而对字书写的更多实用开拓不足。
    现代篆书,古风难寻,一则因为文化环境变了,书写者的心理与古人勒石刻碑的心态,很不一样;二则因为篆书由祭祀的神物媒介,到实用的书写字体,再到纯粹审美的艺术书写,定位完全不同了。
    这才有可能,出现,形态风神各异的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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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方

    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全名为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一家集编辑、印刷、出版、发行于一体的出版机构,于1912年1月1日由陆费逵筹资创办于上海。创立之初,以出版中小学教科书为主,并印行古籍、各类科学、文艺著作和工具书等。同时,中华书局还自办印刷厂,至1937年拥有印刷机械300余架,职工1000余人。1954年5月,中华书局总部迁址北京,1958年改为以整理古籍为主的专业出版社,在整理出版古籍和学术著作方面更有长足的进展,从而享誉海内外。曾出版《中华大字典》《四部备要》《图书集成》《中华百科丛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