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维铮是复旦大学著名历史学者（1936-2015），“得到” 新开设的复旦大学历史课老师都在提及这位已故著名学者，作者本书质疑传统历史叙事，挑战了 “挨打必因落后”“两炮论” 等主流观点，指出 1840 年前中国已存在近代化萌芽，鸦片战争前的中西贸易与文化交流已突破 “闭关锁国”。他通过分析清代 “奏销案”“捐班制度” 等事件，揭示清朝内部改革尝试与制度性腐败的矛盾。“两炮论” 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定为 1840 年鸦片战争和 1917 年十月革命，前者被英国的坚船利炮轰入近代，后者则引导中国进入现代。作者质疑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并非被轰出中世纪，而是内部因素导致失败，比如清政府的腐败。指出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已有近代化萌芽，马克思思想在 19 世纪末已传入中国。作者为证明自己的理论，一直在引用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研究，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前的 1820 年中国的 GDP 占世界的 32%，到 1900 年依然占据 11%。 朱维铮质疑 “落后挨打” 的逻辑，指出 19 世纪中英实力对比并非悬殊，鸦片泛滥与吸食成瘾现象与清代烟草种植政策密切相关。他强调需从全球史视角理解战争根源，而非单一归因于 “船坚炮利”。作者主张，应突破意识形态束缚，从全球史视角重新审视中国近代转型的内在动力与复杂性。书中回溯清代 “康乾盛世” 表象下的治理危机，如雍正的密折制度强化专制、乾隆朝的文字狱与思想控制，指出 “理学的官方化成为走出中世纪的阻力”。通过分析嘉庆、道光年间的改革尝试，以及晚清 “师夷” 与 “制夷” 的争论，作者批判了简单化的 “革命叙事”，认为近代变革动力既有外部冲击，更包含内部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我对中国历史学界的宏大叙事都不太感兴趣，喜欢谈古论今，为证明自己观点不多方论证，比如朱老师对中国清末 GDP 的转述，对比当今中国才占 18%，美利坚 26%，普通人都会认为作者因用的数据应该不靠谱，类似这样的历史学家越来越多，比如《大宋繁华》认为大宋 GDP 不如印度，读者注意分辨。

关于后乾隆时代的晚清历史本是当代的历史显学，后起之中青年学者已产生许多与同时代世界史相比较勾连的卓越研究及著作。相比之下，朱先生这部文集的意义更多体现在这其实是一部国内历史研究的思想重生与传承实录。朱先生是上世纪大师时代的最后的亲历者，又是当今新生代历史学者的启蒙者，其学术生命的鼎盛期恰逢现代国内历史研究最压抑最扭曲的年代，本书记录的最宝贵的信息其实是对那个年代历史思想和历史哲学的反思。对于我们这个不善反思的民族来说，这种晚年的自我思辨与纠正尤其难能可贵，值得认真阅读体会。